如果用一句话来评价张爱玲的话，我愿用“哀矜而勿喜”。张爱玲的一生创造了许多出色的隽语，它们一直流传在人们的口头，如“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，爬满了蚤子。”“出名要趁早呀！来得太晚的话，快乐也不那么痛快。”“超人是男性的，神却带有女性的成分。”“女人要崇拜才快乐，男人要被崇拜才快乐”等等。可是，这些话大都是对人生的洞悉，不是她对自己思想情感状态的说明。但“哀矜而勿喜”则不同了，此话虽然不是己出，却最为贴近她自己的个性。过去的研究一直没有重视这句话对于张爱玲的意义。初始，我也如此。不过，随着阅读的深入，我突然明白张爱玲的人生与创作，若有一个核心的话，那非这句话莫属。也明白了否定张爱玲的人，同样是没有理解这句话的重要性。所以，不妨这样肯定地说，要想抓住张爱玲的灵魂，就得抓住这句话，它是打开张爱玲精神世界的开心钥匙。

这句话原出《论语·子张》篇：“孟氏使阳肤为士师，问于曾子。曾子曰：‘上失其道，民散久矣。如得其情，则哀矜而勿喜！”说的是一个人去当官，临行前问曾子有什么嘱咐，曾子认为，千万不要以为自己到地方上判案多多就得意忘形，以为搞出了什么大政绩，而应该了解百姓疾苦的原因，报以同情理解之心。这句话深深植入张爱玲的内心。她说过：“因为是写小说的人，我想这是我的本分，如果原先有憎恶的心，看明白之后，也只有哀矜。眼中所见，有些天资很高的人，分明在哪里走错了一步，后来怎么样也不行了，因为整个的人生态度的关系，就坏也坏得鬼鬼祟祟。有的也不是坏，只是没出息，不干净，不愉快。我书里多的是这等人。”（《我看苏青》）她后来又说：“我希望读者看这本书的时候，也说不定会联想到他自己认识的人，或是见到听到的事情。不记得是不是《论语》上有这样两句话：‘如得其情，哀矜而勿喜。’这两句话给我的印象很深刻。我们明白了一件事的内情，与一个人内心的曲折，我们也都‘哀矜而勿喜’了吧。”（《〈传奇（增订本）〉自序》）

为什么《论语》上的一句话，会让张爱玲反复引用呢？她本身并非一个儒者，所以只能用“契合”来解释了。张爱玲不愿塑造“彻底的人”，就是因为怀抱同情与理解，知道世事难料，人情错综，作家所知道的少，所不知道的多，因此不应造次，随便就塑造出一个黑白分明的人物来，以为人生的榜样或人性的标准。有意思的是，张爱玲越是尊重对象，越是在对象面前小心翼翼，道歉连连，越是寻到了“事实的金石声”，认识了事物的本来面目，揭示了诸多人性奥秘。她指出：“我们不知道的内情太多，决定性的因素几乎永远是我们不知道的，所以事情每每出人意料之外。即使是意中事，效果也往往意外。‘不如意事常八九’，就连意外之喜，也不大有白日梦的感觉，总稍微有点不对劲，错了半个音符，刺耳、粗糙、咽不下。这意外加上真实感——也就是那铮然的‘金石声’——造成一种复杂的况味，很难分析而容易辨认。”（《谈看书》）什么叫“事实的金石声”？就是事实本身一定会发出的自己的声音。这个声音不是作家的声音可以掩盖的，更不是作家的声音可以取代的。事实就在那里，它掷地有声，不可抹杀，你不能用什么“文化图案”、“应当如此”、“崇高理想”去框定它，你只有领摹它、把握它，你才能有所成就。

事实确实如此复杂，即使高明如大作家，也许只了解了某些事物的皮毛。保持对于事物的尊重，提醒不要主观化了对象，是作家在创作中得时时起用的一个纠错机制。“如得其情，哀矜而勿喜”，说的正是这样一个道理，但被张爱玲深刻地领悟到了，将其用到自己的生活中，用到自己对于人物的态度上，成为她的人生哲学与创作心理学。就人生哲学层面而言，张爱玲慈悲为怀，她不是与生人过不去，百般挑剔而否定他们，她以生人为生人，只要他们活着，就是辉煌，虽然这个辉煌不过只是活着时的丝丝生气，有时候还不免已经是唉声叹气，可既然是从生人的口中吐出，那就是人生辉煌。就创作心理学层面而言，促使她努力体验与想象生人的生存艰难，写出他们在这个艰难中的欲求、心动、情愫、破灭、希望等等。生人的日子不好过，张爱玲不会埋怨他们不奋起；生人的日子好过了，张爱玲也只是平静地祝福他们应当继续过下去。她笔下的人物真实，这是她尊重人物的结果，也是她体验人物的结果，还是她在表现时不刻意夸张的结果。可是，在那些自称掌握“宇宙真理”的作家手下，情况却大不相同了，被他们视为英雄的人物，则是一往无前的勇敢；被他们视为卑微的人物，则是遇事都要苟且。他们把所谓的“宇宙真理”注入生活，注入人物性格，就像把水泥浆一古脑儿地倾注大地，大地终将失去它的弹性、活力，文学中终将消失人性的万千景象。所以，张爱玲抱持“哀矜而勿喜”，与那些抱持黑白分明者相比，她才真正找到了进入生活、完成创作的不二法门。

人们误解张爱玲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仔细体会这个“哀矜而勿喜”，具体地说，就是只聚焦“勿喜”之表面而忽略“哀矜”之内里。“勿喜”是不喜形于色。张爱玲采取低调叙事策略，所写多为平凡乃至灰色病态的人物，不像一般浪漫主义者那样捶胸顿足，也不像一般现实主义者那样呼号奔走，所以就被一些人视为只表现阴暗、消极而没有希望了。称张爱玲写的是“黑幕”、“绝望”，写的是“一级一级走进没有光的所在”，写的是“铁阁闺”等等，都是在“勿喜”的表面来评价张爱玲。可是，如果将焦点放在“哀矜”上，张爱玲的“勿喜”就不仅仅只是一种低调的叙事策略，而且还是包孕巨大同情在内的艺术追求，张爱玲在用同情点燃人生，实行对于人生的超越。由于“勿喜”厚厚地包裹了“哀矜”，磕不破“勿喜”这层硬壳而见到“哀矜”这颗果仁，所以误解也就源源不断地产生了。

那么，“哀矜”到底帮张爱玲达到了什么样的艺术目的呢？其一，达到了对于平凡人的同情，使得笔下的平凡人真实、可信。虽然平凡人未必十分可爱，却因为真实，平添了他们的可爱性。相反，那些不能同情平凡者，也不能写出平凡人的面目。在他们眼中，平凡人或是一群要被改造的对象，或是一群没有内心世界的群氓。结果，写出来的平凡人成为某些理念的面具，生活着的平凡人根本不爱看这些理念上的平凡人。这是因为没有同情心做感应的底子，作家感应不了这些平凡人，所以也就不能走向并且写好这些平凡人。用人心才能换人心，这句平常的话，说明了同情是多么的重要，放在创作中，也是这样一个道理。其二，达到了对于人性的深度揭示。那些认为人性极易改良的人，往往不相信人性的原始性与复杂性。张爱玲却不同，她从来没有改良人性的天真想法，只是接受人性，这使她将自己的全部精力放在如何体验人性上，反倒成全了她的人性揭示。张爱玲特别反对浪漫主义的感伤，理由就是浪漫主义太肤浅，描写情感，总是顺理成章，沿着现成的路线走，触及不到人性的深处。而她自己，则转向人性复杂性、曲折性与深潜性的寻找，结果真正找到了人性所在：曹七巧的变态，白流苏与范柳原的心机，佟振保的纠结，顾曼桢的痛苦等等。张爱玲把读者带进了人性体验的漩涡之中，让他们不能自拔，却有所自知，最后都会轻轻地说一句：啊！原来人性如此。

张爱玲的“哀矜”还是一种自反能力。“哀矜”不仅是施于别人的，也是针对自己的。她暴露过自己的自私，她才知道别人的自私。一个作家若从来没有体验到某种情感，那是不可能想象别人并表现某种情感的。所以，对自己的“哀矜”所能达到的程度，正是对别人的“哀矜”所能达到程度的标尺。莫言说得好，“只揭示别人心中的恶，不裸露自我心中的恶，不是悲悯，甚至是无耻。只有正视人类之恶，只有认识自我之丑，只有描写了人类不可克服的弱点和病态人格导致的悲惨命运，才是真正的悲剧，才可能具有‘拷问灵魂’的深度和力量，才是真正的大悲悯。”（《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》）张爱玲不正是莫言所说的那样一位具有“大悲悯”的作家吗？虽然她的悲悯体现得有些含蓄，有些平淡，有些女性化，可是，她具有悲悯情怀，是不可否认的。

就“哀矜”与“勿喜”的关系而言，“哀矜”是创作之本，是灵魂、情感，“勿喜”是创作之开枝散叶，是风格、叙事、表述。无论什么作家，都离不开“哀矜”这个本，并且越是大作家，越是重视这个本。鲁迅评曹雪芹“于人则并陈美恶，美恶并举而无褒贬，有自愧，则作者盖知人性之深，得忠恕之道。”（《小说史大略》）语意完全同于张爱玲的认识。“并陈美恶而无褒贬”，说的是“勿喜”；而能“勿喜”的原因是“知人性之深”并形成了“忠恕之道”；可在作家自己，先有一颗“自愧之心”恰恰构成了能够“哀矜”与“勿喜”的基础与前提。

张爱玲的“哀矜”一直促使她走在深刻体现自己的“大悲悯”并通向“拷问灵魂”的“人性之深”的创作大道上，因此才有丰硕的收获，并最终获得广大读者的首肯。只是她的“哀矜”在点燃创作之际，却在“勿喜”的形成中内敛了光芒，不是那么的外露，使得要想享用她的精神盛宴，还需要我们自己的深刻反省——只有我们自身也拥有了“哀矜而勿喜”的悲悯情怀，心有灵犀，我们才能获得张爱玲的邀请而不负此行。